周六晚上跟金磊一起吃饭，聊了聊时局和读书。主要内容还是中国的民主化。他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官方的话语体系里，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一个被不断提起的词汇。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当局大力收紧言论，甚至在官方自己的表述里，都不再提政治改革了。
于是我们想到了温家宝。温在任上数次公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卸任前在清华大学演讲，将呼声提到最高音。金磊认为，虽然温做得少，说得多，但至少传递了一种声音，即高层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有认识，现在连这种声音都没有了，全部都是倒退的声音，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今天搜了一些温家宝的材料。大致对他有一些新的认知。
材料主要涉及一些人对他的评价。
首先是胡耀邦家属。但报道都是海外媒体转述接近胡家人的话，可信度打个折扣。据说，胡耀邦妻子李昭对温家宝很反感。温在公开场合盛赞胡耀邦，并称经常去胡家看望，但是媒体称，在胡耀邦下台时，温家宝代表中央去胡家宣布规定，作为胡耀邦一手提拔的官员，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甚至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同样的态度，后来在赵紫阳身上又重演了一遍。
温家宝后来写文章赞扬胡耀邦，说自己从胡耀邦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回忆他们的往事。据说胡耀邦儿子胡德平曾经跟人抱怨温家宝只会沾胡耀邦的光。
传言无法得到证实。姑且不论真假，上述事件，如果撇去人情不论，至少也说明了温家宝在党内属于“很听话”的官僚，因为很听话，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站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温家宝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先是拒绝总书记赵紫阳的给万里发电报召集回京的指示，然后是态度坚决地站在邓小平李鹏一边，支持镇压学生。两件事，都未从是非对错出发，更不管良心是否不安，一切以最高当权者的是非为是非，毫无操守。
也难怪赵紫阳后来在与姚监复的谈话里认为胡温平庸，不会做出什么成绩。赵对于中共官僚的筛选机制太熟悉了，这样的体制层层选拔，最终平庸的人被选中当储君和辅佐者的可能性最大。尤其是八十年代，党内出现严重分歧，邓小平亲自选定的两个继任者，都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六四镇压以后，中共在接班人选择上更是慎重了。如今基本上是一个庸人政治的时代。
对于温家宝的评价，还有一个人的话也很有趣。就是赵紫阳曾经的幕僚、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现在流亡海外的政治学家吴国光。吴评价温家宝，认为他不断讲政改，但是说得多，做得少。政治最终还是要看行动。温在多种场合谈论政改，说明党内还是意识到政治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但是他的政改论空洞、无实质内容，高调宣布一些理论，并没有任何进展，只能是自欺欺人。
事实上，温家宝的评价在一些地方已经得到共识。特别是媒体传出他的家族坐拥27亿美元的巨大财富，他妻子生活奢华，子女在他的庇荫下获得巨额经济收入。记得余杰评论他说，一个管不好自己的子女的人，怎么能管得好国家。退一步说，假设上述家属确实欺瞒着温家宝在外捞取好处（可能性几乎为零），温不知情，那么他在宋林案上的表现可谓主动性的政治品德败坏。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央审计署曾经三次调查宋林，但因为温和宋林私交不错（温的保姆都是宋从山西老家找的），三次都把案件压下来。在外面高唱民主法治自由，在背地里却干着最败坏政治品德的事情，温家宝不能让我尊敬。
昨天看了金磊推荐的张铁志写的再论蒋经国为什么选择自由化，那篇文章的结论跟我想得差不多：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民间施压，自己是没有动力去改革的。张铁志还提到，一个政党，他的最大诉求是如何控制政权，所以它会考虑镇压成本和改革成本孰大孰小。如果民间压力大到镇压成本太高，只能被迫选择改革。蒋经国就是这样的启动自由化的。
这其实也是刘晓波的政见。刘晓波惨死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么艰难？为什么已经是21世纪了，纳粹灭亡60年了，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被监禁致死的事情发生？如果说，有和平转型的希望，这个希望只能来自民间，但过去我们的民间社会太弱小了，根本没有形成任何有效的压力，以至于当局对维稳成本不屑一顾。而民间社会形成压力的希望，在于权利意识的广泛建立，在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在于每个人都摆脱集体主义，成为一个独立的现代个体。
也许秦晖说对了：中国当前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