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删掉了所有微博。边看边删。过去的我是多么让人讨厌。自负，情绪化，爱炫耀，肤浅，粗俗不堪，遗憾的是，我经常批评别人这些缺点，却缺乏自省。

年龄增长了，头发快掉光了，本来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不过逐渐成熟起来，未尝不值得庆幸。虽然我也经常为自己以前写的东西感到惭愧不堪，但保持写作习惯仍然不失为一个内省的好机会。只是删掉的时候，会觉得麻烦。

过去我真是太自恋了。其实没读过多少书又喜欢炫耀自己读书，也难怪快三十岁了，思想还是这么不成熟。惟愿这些毛病能改得快一点。不要再让别人耻笑了。

陶杰：中文不必学太好

今日苹果日报刊登的陶杰专栏，颇有趣，题目叫做《中文不必学太好》，像陶杰这种学贯中西，对古典文学有造诣的人，竟然讲出这种话，让我很惊讶。细读完，才发现，他讲得很有道理，五四运动以后，激进的文化态度占据主流，反传统成为政治正确，加上中国共产党掌权，大力推行简陋、粗鄙的党文化，摧残了典雅含蓄的汉文学。陶杰说，学习一种语言，不只是为了沟通、做生意、讲价钱，还需要得到语文组织结构中深层文化的附加值。而汉语的文化附加值已经被摧毁殆尽，从这个角度来说，汉语不用学太好。以下为全文：

中文不必學太好

家長為該幾時將子女送去英美而煩惱，左右不是人：子女去得太早，怕不會中文，將來等他大學畢業了難道再送回大陸補讀一兩年簡體中文？若去得太遲，又怕雖然有了中文打底，但後來的英文追不上。我與他們分享舊約聖經羅德的故事。

上帝要毁滅一座城市，派天使先跟羅德打招呼，着其帶家小上山，只緊記一件事：既然離家了，千萬勿回頭望。羅德的妻子沒有記牢，走上山，對山下的家鄉，包括那許多財寶，依依不捨，哪知道一陣風吹過來，羅德的妻子就化成一根鹽柱。 

小孩十三歲就送出去，中文已經夠了。以後讀醫科、電子、金融管理，又不是回到故紙堆考核脂硯齋紅樓夢版本，中文到此為止，一生都足夠有餘。多出來的時間，學好一至兩樣歐洲語文，或者日文，一點問題也沒有。 

學到的那一點點中文，只要夠讀中國現代史，即可止步。多出來的時間，不要浪費，除了繼續修煉好英文，還用來學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或日文。 

因為學德文會得到精密的思維訓練，學法文和意大利文會得到品味，日文更有含蓄的藝術。學語文，不只是為了溝通、做生意、講價錢，還需得到語文組織結構中深層文化的附加價值。 

當今的中文，除了日常的溝通，或生意往來，並無附加價值，因為中文的組織結構，也就是英文所說的Texture，已經被中國人拆卸一空。

正如一具人體，除了有皮膚、骨骼、肌肉，還有皮下屈辱之間的筋絡、血液、細胞、神經線。一國的語文，連同其本國的文化，如果夠燦爛，就不只是骨骼和皮肉，期間的血液、細胞、神經組織，就是這科語文是結構深層的附加價值，隱含着心跳和靈魂。

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自五四運動之後，中國語文七十年來，剝皮、剜肉、割筋、拆骨，內中的血流乾，剩下一堆勉強重搭起來的骨架。

例如：抓緊機遇、開拓商機、打造平台、創造條件、經濟發展之類中國語文詞彙，是政策資訊的語文，就是一副骨架。

從前的平仄對仗、聲韻、意境，或其中的禮數和神髓；或話說三分、留白處自己領會（獨這一點在大陸的政治語言則森嚴處處），都沒有了。這樣的語文，當做一個外傭，帶回家只負責清潔打掃，你會跟一個女傭戀愛嗎？

至於：「辛苦最憐天上月，一夕如環，夕夕都成缺。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這種中文，有血肉細胞神經，其中有美學、禮儀、情感、含蓄，感覺上很京都奈良。但你跟中國人講寫這種中文，他們會對你傻眼，半張嘴巴。

所以「賣仔莫摸頭」，小孩早走好。不要問我怎樣寫好中文，我這是在英治時代不慎沾到的惡習，於今難戒，早知道小時不讀那麼多古典中文，省下的時間學日文，我真笨蛋，今日我懊悔無限。

一些党史

在安猪的豆瓣上留言：“安猪，我觉得以你的段位，本可以不读这些垃圾书的。”安猪是我的前辈，公益圈里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 十多年前，他混在IT圈的时候，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是突然辞职开始做公益。之后在圈子里名声鹊起。我没有跟他建立私人关系，只在推特上聊过一回，公事公办，但他认真的态度让我记忆犹新。在豆瓣上，我看着他的阅读数量从几十本逐渐累积到一千本，这个过程也许只用了七八年吧。

但是，我把那条消息撤回了。我又没有读过那本书，怎么能妄下断论，仅仅凭借书名就断定这是一本垃圾书。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各种武断和一厢情愿。“不希望你读这些垃圾书”，简直是监护人的口气。人生的方向自己掌握，又何必随便判定一个人的人生？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阅读笔记：普世价值与世界主义

最近读到几篇文章，都是关于普世价值与世界主义的。具有很多相似的表述。不能不摘抄，如下：

首先是许知远在香港书展跟路内的对话，许知远有如下发言：


“最初阅读的那些作家会奠定我们的性格。20 岁出头时，影响我的是海明威、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人。他们介于新闻记者和作家之间，跑到巴黎去描述什么，跑到西班牙内战去干什么，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最初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让我们想）去过旋风式的生活、冒险的生活，去描述那样的变化的生活。

我当时对 80 年代的作家们有一种很强的逆反心理——好像我们所有作家都在描绘自己的那点乡村经验、城镇经验。我特别渴望中国出现那种 Cosmopolitan（世界性）经验（的作家）。过去可能就林语堂这样的人有这种精神，后来我们所有的写作慢慢缩回到千篇一律的小镇经验、乡村经验。因此，我那时候有很强的逆反心理，想拼命跑到外面去，看看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来冲破这种过分强的乡土性。


我特别期望中国能出现爱德华·吉本这样的作家。爱德华·吉本写罗马帝国的衰亡，托马斯·卡莱尔写法国大革命，艾默生写美国精神的崛起，这类能寄托巨大的时代精神和历史背景的东西，好像在现在的中文世界里是一个被高度压缩且消沉的部分。


命运是非常有趣的，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如何让书写再次辽阔起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烦，我们很多写作者把写作窄化了，把它缩小化了，描述一个世界、发现一个世界、思考一个世界，这里面有审美的介入、道德的介入、价值观的介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就好像，到我们这慢慢就变成一个技艺了。如果我们这代人能把写作的范畴重新扩大，当然这里面个人经验是重要的，对更深入的个人经验的发掘，我觉得如果这里面的张力能重新输出的话，会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

许知远是从写作的角度，提醒作者如何面对时代精神和历史背景，站在一个更宏大的广阔的世界来书写。

然后是艾未未接受唐丹鸿采访的话，艾未未解释了他去国之后为什么把议题转向难民问题：

“我生长在一个人权理念受压制的社会环境中。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我是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员之一，直到2005年当我开始尝试使用互联网。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全方位的政治参与，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我都会不自觉的卷入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可以说，强权之下的经验和反抗构成了我生活的主体。我认为，维护权利，维护言论自由是一个艺术家无法推卸的责任。如果放弃自我表达，弱化自我的声音，那样就是把一切交由强权来操控，那会是很讽刺的事。我时时有必要平衡和抉择如何介入，并排除空泛的姿态。

2015年出国在柏林定居后，我的关注面主要是国外，但我并不只是转国外的报道，对国内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议题，我都会发表一些看法，只是和从前相比要少很多。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以前我在中国，我几乎只关心中国的事儿，不在那儿了，关注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就差了。身在海外而只关心中国问题，缺少真实和诚实性，是因为不在那个境遇中，不受那个境遇的条件约束，很多谈法都不真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可疑的。不在危险的境地中的反抗，其真实度会有问题。反抗的正当性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地承受痛苦，以及承担因反抗带来的伤害，承担其责。

其次来到国外生活后，我从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西方政治环境中的民主与自由，诸如此类是我在中国并不需要考虑的。来到欧洲直接面临的就是难民的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几十个难民营，采访了几百人，相关的官员、联合国救援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有志愿者。从希腊开始，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加沙和西岸地区，黎巴嫩和约旦，然后有摄制组去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孟加拉和非洲的肯尼亚，加上墨西哥，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一些人，拍摄了近一千个小时，我们制作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Human Flow”《人流》。这个纪录片将会在全球公映。整个过程中，我使用较多的是社交媒体，把我每天的工作情况直接放在推特和Instagram上，一天百条的情形常有。

我认为，人权是一个通行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性或阶段性的概念。这属于今天的理解，可是这个理解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你经常会看到哪个地方拆迁了，一些人关心自己村里的房屋拆迁，对临村的道路改变、房屋拆迁是不管的。这种局域性的反抗，无论是从理念还是效果上都不太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其他宗教的侵权的问题，少数民族或是同性恋问题。常常是权益的受害者自己出来呐喊，然而，这些受害者通常并不关心其他方面的权益受损，这说明了中国人对人权、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狭隘甚至无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关心的人权是一个整体，我不在意他们关不关心我，或说他们是否看得懂，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存在转变，我是遇到河流的时候才会想到架桥梁，要我背着一座美丽的桥在旱地上行走，这是不可能的。”

艾未未将的是普世价值，并没有区域和国界之分，他原来关注的是言论和表达自由，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理解，现在仍然在做这种工作。

其实是关于陶杰的一篇文章，陶杰一直对中国的小农意识持批评态度，他解释为什么中国无法出现像样的抵抗力量：

“文藝復興，不是一個民族或一個朝廷的軍事復興，而是人性被壓抑之後的自由文明復興。西方在十五世紀有了槍炮，火器和航海技術的進步，如果還配上一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歐洲就完蛋了。但幸好這時出現了馬丁路德和達文西，人文精神的覺醒，播下了現代化的種子。

西方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形成對無產階級的壓迫。但除了知識分子為民請命，工人和農夫同時自我覺醒。文藝復興導致西方全民的人權意識，工人成立工會，農夫、小手工業者、婦女，紛紛要投票權。許多工會聯合起來，在英國，剛進入二十世紀，就成立了工黨。

然而中國的小農社會不是這樣。雖然有知識分子草擬人權憲章，有維權律師為農民打官司，但當一個農民，即使在秋菊打官司後獲得了公義，但這個農民和這一家，不會想到另一個山頭還有其他的農民和其他許多家受到同樣的壓迫。他只會向人權律師或其包青天叩頭感謝，然後回家繼續啃吃他們的糧食。小農性格天生短視而自私，他們不會因為公義和人權這類抽象的理想價值而自行組織起來，不必永遠靠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啟蒙。正如英國的工黨，不再需要二百年前的知識分子替他們請命，他們早已有了自己的政黨，而且早已知識化、專業化、精英化。

中國農民缺乏自我的人權意識和組織力。他們只能接受商鞅和秦始皇的刑賞和組織力。所以在香港，只有親中勢力才可以用「蛇齋餅糭」的口腔實惠，組織一幫大媽阿伯去城市論壇大罵黃之鋒，並必要時對一個收到指示而他們不認識的愛國候選人投票。

這是中國小農人口的基因慣性，這個人種確實離豬牛羊鷄鴨近一些，離馬丁路德和達文西非常遠。劉曉波等知識分子，總以為可以做普羅米修士，但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處的人間，習慣了長期的黑暗，對於點燈，以及一人點燈之後集體傳燈，完全沒有興趣。”

这三位说的话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精神内核：不论你是从事书写、艺术还是政治运动，都应该站在更宏大的视角，而不只是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圈子，就像肯尼迪在柏林墙的演讲里说的：当一个人不自由，所有人都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