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几篇文章，都是关于普世价值与世界主义的。具有很多相似的表述。不能不摘抄，如下：
首先是许知远在香港书展跟路内的对话，许知远有如下发言：
“最初阅读的那些作家会奠定我们的性格。20 岁出头时，影响我的是海明威、乔治·奥威尔这样的人。他们介于新闻记者和作家之间，跑到巴黎去描述什么，跑到西班牙内战去干什么，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最初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让我们想）去过旋风式的生活、冒险的生活，去描述那样的变化的生活。
我当时对 80 年代的作家们有一种很强的逆反心理——好像我们所有作家都在描绘自己的那点乡村经验、城镇经验。我特别渴望中国出现那种 Cosmopolitan（世界性）经验（的作家）。过去可能就林语堂这样的人有这种精神，后来我们所有的写作慢慢缩回到千篇一律的小镇经验、乡村经验。因此，我那时候有很强的逆反心理，想拼命跑到外面去，看看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来冲破这种过分强的乡土性。
我特别期望中国能出现爱德华·吉本这样的作家。爱德华·吉本写罗马帝国的衰亡，托马斯·卡莱尔写法国大革命，艾默生写美国精神的崛起，这类能寄托巨大的时代精神和历史背景的东西，好像在现在的中文世界里是一个被高度压缩且消沉的部分。
命运是非常有趣的，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如何让书写再次辽阔起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烦，我们很多写作者把写作窄化了，把它缩小化了，描述一个世界、发现一个世界、思考一个世界，这里面有审美的介入、道德的介入、价值观的介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就好像，到我们这慢慢就变成一个技艺了。如果我们这代人能把写作的范畴重新扩大，当然这里面个人经验是重要的，对更深入的个人经验的发掘，我觉得如果这里面的张力能重新输出的话，会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
许知远是从写作的角度，提醒作者如何面对时代精神和历史背景，站在一个更宏大的广阔的世界来书写。
然后是艾未未接受唐丹鸿采访的话，艾未未解释了他去国之后为什么把议题转向难民问题：
“我生长在一个人权理念受压制的社会环境中。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我是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员之一，直到2005年当我开始尝试使用互联网。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全方位的政治参与，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我都会不自觉的卷入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可以说，强权之下的经验和反抗构成了我生活的主体。我认为，维护权利，维护言论自由是一个艺术家无法推卸的责任。如果放弃自我表达，弱化自我的声音，那样就是把一切交由强权来操控，那会是很讽刺的事。我时时有必要平衡和抉择如何介入，并排除空泛的姿态。
2015年出国在柏林定居后，我的关注面主要是国外，但我并不只是转国外的报道，对国内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议题，我都会发表一些看法，只是和从前相比要少很多。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以前我在中国，我几乎只关心中国的事儿，不在那儿了，关注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就差了。身在海外而只关心中国问题，缺少真实和诚实性，是因为不在那个境遇中，不受那个境遇的条件约束，很多谈法都不真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可疑的。不在危险的境地中的反抗，其真实度会有问题。反抗的正当性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地承受痛苦，以及承担因反抗带来的伤害，承担其责。
其次来到国外生活后，我从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西方政治环境中的民主与自由，诸如此类是我在中国并不需要考虑的。来到欧洲直接面临的就是难民的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几十个难民营，采访了几百人，相关的官员、联合国救援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有志愿者。从希腊开始，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加沙和西岸地区，黎巴嫩和约旦，然后有摄制组去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孟加拉和非洲的肯尼亚，加上墨西哥，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一些人，拍摄了近一千个小时，我们制作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Human Flow”《人流》。这个纪录片将会在全球公映。整个过程中，我使用较多的是社交媒体，把我每天的工作情况直接放在推特和Instagram上，一天百条的情形常有。
我认为，人权是一个通行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性或阶段性的概念。这属于今天的理解，可是这个理解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你经常会看到哪个地方拆迁了，一些人关心自己村里的房屋拆迁，对临村的道路改变、房屋拆迁是不管的。这种局域性的反抗，无论是从理念还是效果上都不太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其他宗教的侵权的问题，少数民族或是同性恋问题。常常是权益的受害者自己出来呐喊，然而，这些受害者通常并不关心其他方面的权益受损，这说明了中国人对人权、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狭隘甚至无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关心的人权是一个整体，我不在意他们关不关心我，或说他们是否看得懂，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存在转变，我是遇到河流的时候才会想到架桥梁，要我背着一座美丽的桥在旱地上行走，这是不可能的。”
艾未未将的是普世价值，并没有区域和国界之分，他原来关注的是言论和表达自由，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理解，现在仍然在做这种工作。
其实是关于陶杰的一篇文章，陶杰一直对中国的小农意识持批评态度，他解释为什么中国无法出现像样的抵抗力量：
“文藝復興，不是一個民族或一個朝廷的軍事復興，而是人性被壓抑之後的自由文明復興。西方在十五世紀有了槍炮，火器和航海技術的進步，如果還配上一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歐洲就完蛋了。但幸好這時出現了馬丁路德和達文西，人文精神的覺醒，播下了現代化的種子。
西方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形成對無產階級的壓迫。但除了知識分子為民請命，工人和農夫同時自我覺醒。文藝復興導致西方全民的人權意識，工人成立工會，農夫、小手工業者、婦女，紛紛要投票權。許多工會聯合起來，在英國，剛進入二十世紀，就成立了工黨。
然而中國的小農社會不是這樣。雖然有知識分子草擬人權憲章，有維權律師為農民打官司，但當一個農民，即使在秋菊打官司後獲得了公義，但這個農民和這一家，不會想到另一個山頭還有其他的農民和其他許多家受到同樣的壓迫。他只會向人權律師或其包青天叩頭感謝，然後回家繼續啃吃他們的糧食。小農性格天生短視而自私，他們不會因為公義和人權這類抽象的理想價值而自行組織起來，不必永遠靠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啟蒙。正如英國的工黨，不再需要二百年前的知識分子替他們請命，他們早已有了自己的政黨，而且早已知識化、專業化、精英化。
中國農民缺乏自我的人權意識和組織力。他們只能接受商鞅和秦始皇的刑賞和組織力。所以在香港，只有親中勢力才可以用「蛇齋餅糭」的口腔實惠，組織一幫大媽阿伯去城市論壇大罵黃之鋒，並必要時對一個收到指示而他們不認識的愛國候選人投票。
這是中國小農人口的基因慣性，這個人種確實離豬牛羊鷄鴨近一些，離馬丁路德和達文西非常遠。劉曉波等知識分子，總以為可以做普羅米修士，但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處的人間，習慣了長期的黑暗，對於點燈，以及一人點燈之後集體傳燈，完全沒有興趣。”
这三位说的话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精神内核：不论你是从事书写、艺术还是政治运动，都应该站在更宏大的视角，而不只是局限于自己生活的圈子，就像肯尼迪在柏林墙的演讲里说的：当一个人不自由，所有人都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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