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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叙拉古之惑（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35801389/
叙拉古之惑案：本文的素材根据我多篇关于儒家的旧文为基础，合并大幅修订而来。从最初的母文7000字，增订到17000字。篇幅很长，但是绝对不枯燥，因为本文从头到尾就是各种学术八卦和我的吐槽，最好不要漏掉注释，因为我的注释一样好看。【1】本文亦可以视为葛兆光老师《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一文的脚注。【2】
导论
中国的史学书写，除了为人所熟知的正史的纪传体、编年体体裁，以正规的官方文书为主要史源之外，还有一种私家笔记的书写，主要是以个人见闻为材料依据，一般称之为野史，也可以称之为掌故史学。以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发现，人在不同的场域下会呈现截然不同的面相。通常正史所侧重的政治，属于众人瞩目的公共场域，人的言行举止比较正式，而野史记述则比较私密空间，人的性情往往会表现的率性。所以两种史学所聚焦的载体空间差异，也决定了叙述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呈现不同形象。
儒家往往被人冠以“伪君子”、“假道学”的形容词。首先，我必须声明，我并不喜欢使用这些词，但是儒家对于成“圣”为“贤”的陈义实在过高，导致一旦儒生做出有违儒家道德规范的行为时，会造成巨大的落差观感。相对而言，自由主义者就不需要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自由主义主张道德理型立意不高，也就容易避免这类尴尬。【3】本文根据我常年的近代学术史阅读积累，对所谓的“新儒家”在公共的形象之外，做出一个另类的描绘。【4】
何为新儒家
既然谈“新儒家”，就要说清楚，什么是“新儒家”，按照过往学术界对于儒学的分期，以牟宗三为代表，提出过“三期”划分，先秦至汉儒为一期，宋明为一期，民国为一期。李泽厚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汉儒应该单独成为一期。我个人认为如果仅仅区分为“四期”，依然不足以细致的刻画出儒家内在理路的面向。在此，粗略的做进一步的划分。周公创建周制，为一期。孔子完成周制的情感秩序证明，主张保守周朝为一期。孟荀身处战国时代，不同于孔子，主张革命，故而又可以为一期。汉儒以董仲舒为代表从齐儒公羊学一脉，发展出纬学，为帝国合法性论证，又可以为一期。自宋儒，为对抗佛道的本体论挑战，又为一期间。至于宋儒之后又衍生出心学，则是小分支，没必要单独划分为一期。西力东渐之后，为了回应挑战，儒家又汲取西方的资源，单独发展出来一期，而这一期中又可以分为两脉，侧重心性面向主张“内圣开外王”的一脉，和改革开放后，侧重制度建设的一脉。这里两脉无论心性儒学或者是制度儒学，都是对西方政治文化挑战的回应，应该归为一期，也就是本文标题中的“新儒家”。所以，儒学发展史在我这里总共可以算作六期。
康有为
如果按照我对于儒学分期的标准，康有为应该算是“新儒家”的开山祖师，在我目力所及之处，康有为算是最早在西方文化思想冲击下，结合西方文化资源对儒家做出调整的人。康有为——康南海——康圣人，之所以管康有为叫“圣人”，其实已经含有嘲讽之意。如果要写康有为的身平的槽点，以本文所设定的篇幅，恐怕占据半壁江山是或有过之。无论是“围园杀后”，还是矫诏行骗，康有为的行为都很难让人觉得是个“君子儒”，严复对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后有过评价：“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可谓一语中的。虽然如此，在民国之前，康有为私德有瑕疵，因为思想还是比较开放，所以基本上还能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人物。【5】到了民国之后，康有为那只能算是一个政治活宝了，无论是鼓吹孔教还是支持张勋复辟，康有为基本上都属于逆潮流而动，作为中国现代转型创制过程中，儒家难得的出场机会中，作为儒家的头面人物——孔教会总舵主康有为这种政治投机，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在陈独秀看来更是眼中钉肉中刺：“当日离经叛道之名教罪人康有为，今亦与夫未开化时代之人物之思想同一臭味。”后来“五四”所谓打到孔家店，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儒家当时政治投机的一种回应，今人在批评五四过于激进时，往往忽略具体历史的情境。是故，当时章太炎就给康有为写了一副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此处对康有为不做过多展开，日后有机会详表。
民国篇
1.新儒家三圣
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家三圣”。首先，得说一件很令儒家尴尬的事。此三圣都曾拜服过太祖爷，我们太祖爷可以说是“现代朱元璋”，一般人应该都知道朱元璋当年读了《孟子》后，勃然大怒，把孟子里好些重要的话都删掉了，后来就成了《孟子节文》，朱元璋可以说是儒家的仇人了。而我们的太祖爷那就更甚之了，“孔学名高实秕糠”，把孔子的坟都给刨了，说他是“现代朱元璋”其实已经蛮温和了。可就是这新儒家三圣对这位理应有着不共戴天的法家圣王却有着暧昧的态度。马一浮写了一幅对联给他：“旋乾转坤，与民更始；开物成务，示我周行”。啧啧，真是没想到我们的国学大师学富五车，嘴巴还能那么甜。具体意思我这里就不展开了，但是总体评价已经可以和儒家最后一个圣王周公不相上下了。而熊十力也曾在已丑之后，除了有“致君上”的行为，更在自己的作品中曲学阿世。此外梁漱溟最后对太祖爷的盖棺评价是“雄才大略”
马一浮学术上建树不高，只是出道比较早，引进了《资本论》，回来装神弄鬼，己丑之后，儒家遭受的劫难，印证了那个成语“玩火自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曾和熊十力因学术理念而分道扬镳。反正学术影响不大，通常情况下，写部现代儒学思想史，是没什么必要把马一浮写进去的。
梁漱溟也没必要谈，当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几篇佛学研究的文章，鬼使神差，居然也被蔡元培延揽，登堂入室进了北大教书，据说佛学还可以。至于他写的那些中西比较的书，我多年前也看过，真心没看懂，到不是他水平有多高，只是他那点从《东方杂志》自学来的皮毛西学，来重新解释中国，乃至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做中西文化比较时，作为晚了他一百年的我看来，他的视角切入实在是青涩，甚至有点幼稚可笑，这种自创的黑话只有他自己看得懂，学术传承影响力自然也谈不上。
这里着重说说熊十力，熊门弟子枝叶繁茂，后来港台新儒家半壁江山皆出自熊门。
熊十力是辛亥革命的老革命了，后来弃戎从文，入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门下学佛，捣鼓了一本《新唯识论》，水平怎么样，不敢妄断，因为我不懂佛学。但典范性是毋庸置疑的。这逼格自然比马一浮，梁漱溟高一点，所以他门下的学生也多，网上经常流传一段他跟徐复观的典故。徐复观也是弃戎从文的，有一次熊十力让徐复观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过了几天徐复观来汇报读书心得，为了显摆，狠批了《读通鉴论》，熊十力勃然大怒：“好你个小兔崽子，我让你读书是让你读书的益处，谁让你读坏处？”（非实录，大意）徐复观唯唯诺诺。其实读书的方法都是个人的习惯，与自己的思想，问题意识有切身体验关系，并没有一层不变的成材方式，天才更有自己的天才方式。我有时候遇到一些仰望大师，奉经典为圭臬的书呆子，通常都报以一声冷笑。
很快，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卷残云灭了国民党，熊十力最得意的三个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出走港台，在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东海大学那里开宗立派，江湖上人称“港台新儒家”。但是作为老师的熊十力却留了下来。1951年写了7万字的长信，让人“并恳代陈毛公赐览”。怎么，想“得君行道”？我们太祖爷看没看，不太清楚，应该是石沉大海了。吃了一记闭门羹之后，熊大师并没有气馁灰心。于是，在没有任何思想批斗教育的前提下，熊十力大师思想自觉进步，分别在53年和56年完成了《原儒》上下卷，在书中把儒家上古的理想的生产方式井田制说成是原始共产主义。当时在港台的徐复观看了老师的顺势大作，暴跳如雷，几个意思啊？把我们孟子说成早期共产主义？于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召集人马准备在学术上欺师灭祖一回。这时候，大师兄牟宗三急忙赶到，说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虚构）徐复观才作罢。不过，这层心结，直到几十年后，徐复观依然在日记里恨恨的评价恩师：“连日偶翻阅熊十力先生的《乾坤衍》，其立言猖狂纵恣，凡与其思想不合之文献，皆斥其为伪，皆骂其为奸。其所认为真者仅《礼运大同篇》及《周官》与《公羊何注》之三世义气及乾坤两？词，认定此为孔子五十岁之后作，彼虽提倡民主，而其性格实非常独裁......我不了解他何以疯狂至此。”
熊门弟子三人，学术成就都很高，著作等身，牟宗三在哲学路径上宗的是康德，唐君毅在哲学路径上又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都是沿着老师熊十力利用哲学重新解释儒家的路子，属于心性儒学，并以朱熹与陆九渊当年的“鹅湖之会”为名，创建了《鹅湖》为学术阵地。而徐复观则是历史学家，所以也无所谓是否超越乃师，顺便说一句徐复观的书那真是好看，读起来特别有味道，再此推荐《两汉思想史》，《中国人性论史》。
2.钱穆
1958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联名起草签署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在完稿后，几个人就在那里商量，是不是要拉钱穆入伙，邀请虽然发出去了，但是钱穆拒绝了。这里当然可能会涉及一点学术路径分歧，毕竟他们都是搞哲学的，钱穆是搞经学和历史的。不过，更大的可能是他们都有一定的西学功底的，看到钱穆有时候美化起国史来有点无原则无底线，谈到西方时又满嘴跑火车，内心有些轻视也是人之常情。我个人的判断，钱穆绝对不可能如回复中说的“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那么冠冕堂皇，而是有着一些心结在里头，据钱穆的学生叶龙说，当年钱穆就是被逼宫离开新亚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这里只是提供几个恩怨纠葛的故事，亦可窥见一斑。
钱穆是个土包子，自学成才，当年凭借着《刘向歆父子年谱》澄清了康南海在《新学伪经考》中对刘歆为王莽篡位背书的污蔑，被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看中，引入北大教书。据说在北大讲课水平不错，把胡适的听众都抢去了，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又使得他在反传统的北大很受排挤，但倒是很得蒋介石的欣赏。当年蒋介石在陶希圣的指导下“硕博连读”，以《中国之命运》获得“历史名誉硕士学位”和《苏俄在中国》获得“国际政治名誉博士学位”，也自诩是个读书人了，蒋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和钱穆意趣相投。按照钱穆的说法，钱穆一直以经学家自期，而外界都认为他是史学家，直到蒋召见他，称他是经学家，钱穆大为感动，有种“知我罪我，其惟蒋公”的知己感。其实蒋对钱穆知遇之恩只是开始，当年钱穆流落香港，在那里创办新亚书院，资金上常常捉襟见肘，幸得蒋介石的资助，所以在1959年蒋介石准备违宪连任第三总统的时候，钱穆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就出来说了一句：“此诚古今中外每一国家民族所希遘难遇之奇迹也”。后来蒋介石“吾三连”后投桃报李，钦定钱穆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实本来以钱穆的学术水平，当选一个院士是绰绰有余的，不过一直被胡适、傅斯年、李济等科学研究派压着，但是这说到底是属于江湖之事，现在蒋介石以总统之威，政治干预学术，悍然出面过问钱穆的院士问题，这个吃相也太难看了吧。道不同，不相为谋，钱穆当选后倒也没有去过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南港。但士为知己者吹是必须的，所以蒋介石八十大寿时，钱大儒献祝词称蒋为：“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蒋介石一听可高兴啦，让钱穆来台湾定居，“经国，安排别墅。”（虚构）于是“既无租约，又不付租，非法占用公产”（陈水扁语）住了二十多年，直到被民选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先生收回。瞧瞧，这真是千古君上与词臣关系的典范啊，比太祖爷和郭沫若好多了。
不过也因为此，钱穆可能会是让熊门弟子和张君劢瞧不起，一介词臣耳。后来，徐复观和钱穆基本上就是翻脸无情，起因是因为一些公开的学术商榷。主要还是钱穆因为美化中国传统政治基本上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此处就举一例，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中国传统的权力架构是受到结构制约的，比如皇帝不能随心所欲。钱穆以唐中宗李显为例，指出李显想任命自己的岳父当官都不行。我当时看了钱穆这段话，怒不可遏，觉得他完全是在对读者指鹿为马，其他人且不论，李显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软弱，怕他妈武则天，怕他老婆韦后，还怕女儿安乐公主，两次被废，最后被老婆和女儿毒死。就这样一个人，他居然拿来作为中国皇权受制约的典范，这不是欺人太甚吗？有时候连钱穆的得意弟子严耕望都看不下去，严耕望是研究中国制度史的大家，可能目前还没有人能在这个领域超越他。严耕望就对学生说：“不要看中国的制度限制规矩种种，其实皇权的运转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大意）【6】
另外一位新儒家的宗师张君劢也看不下去了，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学生，当年日本学的是法政，后来留学德国，师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伯肯（又译“倭锵”）学习哲学，后来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真正的学贯中西。张君劢后来寓居美国，什么事都不干，就专门写文章反驳钱穆，起因是因为钱穆当年写了一篇2万字的《中国传统政治》，之后张君劢写了44篇文章30多万字的篇幅反驳，认为钱穆自说自话，连基本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牵强附会，罔顾了中国历史中的专制面向。后来这些文章在张君劢去世后集结成书，就是《中国专制君主政治之评议》，这本书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希望有出版社看到之后能再版一下。此外，徐复观在1978年写了《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仅从标题上来看，徐复观可以说是在大加鞭挞了。徐复观认为，我们的历史学家的老祖宗司马迁都被武汉帝阉割了，你还在那里美化汉武帝，汝心已为狗粮乎？
虽然钱穆一天到晚只为君王唱赞歌，不过如果让我推荐一部中国史中阶入门，我还是推荐钱穆的《国史大纲》。其实钱穆有些真实的看法也是为名声所累，虽然钱穆嘴巴上看不起西方，但是去了美国之后，他还是心悦诚服的说了八个字：“三代汉唐，绝无此事。”但这样的话，他是不可能公开说的，只会私下在书信中表达。这一点徐复观也是如此。徐复观去美国前，也看不上美国，但是去了美国呆了一个月，就对自己的学生杜维明说，“三代”在这里。【7】
3.冯友兰
冯友兰当年是北大出来的，上过胡适的课，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博士，是杜威的学生，回来之后就是一部《中国哲学史》名满天下，先前胡适的半部《中国哲学史》红遍大江南北，就此过气。胡适一辈子对人和颜悦色，惟独对冯友兰这个学生非常苛刻，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屑一顾，这都是瑜亮情节作祟。平心而论，胡适在哲学上的才华确实不如冯友兰。【8】
冯友兰这个人好为帝王师，曾经写信给蒋介石，劝他开放政权，实行立宪。蒋当时看了信后的反应则是“为之动容，为之泪下”，这事于冯于蒋都是一段佳话。但是，后来冯友兰认为“现代朱元璋”也会听他的话，这就有点头脑拎不清了。据说，有次宴请完了，冯就站在那里等待“现代朱元璋”召见，结果人家鸟都不鸟他，径直离开。据冯友兰女儿说，冯友兰还把“现代朱元璋”当知己，这也算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谬托知己”这个成语了吧。文革时，这位中国新儒家的扛鼎级人物，积极参加“梁效”组织“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给了孔丘一个回马枪”，斯文扫地。1979年，中国方面组建学术访问团去美国，其中有胡绳、钱钟书、费孝通等学术大咖，当然也包括冯友兰。在美国访问时，有次余英时看到冯友兰寂落的由女儿陪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相比之下，其他桌子就热闹很多。至于是什么原因，恐怕还是跟曲学阿世有关吧。不过到了临终前，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书中冯友兰倒是很不客气的评价“现代朱元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冯友兰窝囊了半辈子，在完成之后，过了没几天就死了，这一点到是和孔子很像，孔子完成了《春秋》没多久也死了。顺便说一句，现在市面上所有关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版本都是阉割版本。无论如何，冯友兰晚年反动思想总比贺麟好一点。
4.贺麟
贺麟是留学德国的，翻译黑格尔的大家，开创了“新心学”。不过他早年就是一个国民党CC系收揽的五毛，恶心程度恐怕和司马夹头难分伯仲。在国民党时期完成《当代中国哲学》，把孙中山与蒋介石则归为陆王之学而发为事功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蒋介石“若合符节”，“深切着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要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和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夺取江山后，贺麟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向人民政府靠拢，虽然在此期间也是吃些苦头，但是因为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缘故，尤其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源头黑格尔，所以也没有受到什么太大冲击，还是能安心搞学术的。终于到了82年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并在1986年大幅修订删改了《当代中国哲学》，易名《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最后一章肯定《矛盾论》的哲学史地位。卿本佳人，奈何从......良？
当代篇
5.蒋庆
据新儒家内部自己在那相互吹捧，纷纷推许蒋庆为当代唯一的思想家。95年蒋庆凭借一部《公羊学引论》，轰动儒林，不同于宗宋学的港台新儒家，主张心性儒学可以“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新外王指的是民主制），蒋庆自称是宗汉的政治儒学。港台新儒家，一时间大为讶异，时隔多年之后，居然康南海门人重出江湖，要知道当年康南海凭借《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靠》一时间也是在儒林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9】叶德辉对此恶狠狠的评价：“其貌似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虽然，康有为学术路径怪异，但是名头实在太大，于是港台新儒家马上派出门徒过来接引，要为往圣继绝学，因为儒家是很注重师承门第的，结果，跑来一看，原来是个学法律出生，私淑康南海的民科而已。至此，港台新儒家就很看不起大陆的政治儒学，认为这都是些“中华田园新儒家”。前两年，牟宗三的弟子李明辉还在批评蒋庆，言语轻慢。当时看了访谈的第一反应就是，李明辉继承了欧阳竟无、熊十力、牟宗三学脉，又在德国拿了哲学博士，干什么跟一个民科过不去啊，这不是自降身份嘛。
据说，蒋庆这个人很虔诚，虔诚到依然坚信“天圆地方”，仅仅因为那是《尚书》里说的，按说对这种“走回中世纪”的人不以为然就可以了，但是，蒋庆的一些观点实在太奇葩了，不得不拿来说道说道。
蒋庆在《政治儒学》里主张什么“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什么叫“庶民院”？就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身份选举出来的代议机构，祖坟上没冒烟的，或者是不通儒学经典，不能称之为“士”的，在蒋庆的嘴巴里统统都是“庶民”。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受用“庶民”这词，但是就我所知，“庶民”这词在儒家的语境里基本都不太好。现在一些儒家喜欢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北宋名臣文彦博对宋神宗说的一句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那些儒家隐含的语境就是：你瞧，我们士大夫多牛逼啊，以天下为己任，敢向皇帝要权。不过，要真是把整段话都发出来，那就打脸了：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什么意思呢，宋神宗问：我要改革，虽然士大夫都不愿意，但是对于老百姓而言有什么不方便之处呢？文彦博回复道：陛下，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干百姓何事？借用前几年轰动一时的名言，这段话可以如此理解：你是为士大夫说话呢，还是为百姓说话？瞧见没有，在儒家语境里，庶民（百姓）是被瞧不上的。蒋庆居然还有脸使用“庶民”这词，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一票儒学票友在那里叫好。【10】不是我说，儒家啊，也真是贱，才刚出牛棚几天，就上房揭瓦了？
再说说“国体院”，相当于英国的上议院吧，主张把孔子、孟子、朱子的后代选进去，由衍圣公当院长，哟，儒家版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孔子的后代就德性高人一等？从蒋庆蒋子的年纪（1953年生）来看，正好赶上了红小兵的年纪，所以他这一主张难免不脱时代的背景，套用陈明评价他导师余敦康是“五四下的蛋”这句话，那么蒋庆就是“文革下的蛋”。究竟凭借什么认为那些伟大人物的后裔就有着高人一等的品行？这符合不符合我们的历史经验？这是需要打一个问号并进行检验的。所幸的事，我们可以从《孔府档案选编》中窥探出孔子世家那些行径究竟如何。我们知道：“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也就是说孔子三月无君心里就发慌，我们的圣裔也是如此，见到新“王者兴”的时候，也是“出疆必载质”（就是出去要带着投效的见面礼）。闯贼来了迎闯贼，满清来了迎满清，袁世凯要称帝就上劝进表，张勋复辟给人建生祠。日本人来了，给皇军接风洗尘。孔府的圣裔真他妈的五行缺君，这“水太凉”的操守比起“秦淮八艳”都差远了。【11】
再说说“通儒院”的设想，大致意思，就是孔子说的“唯上智下愚不移”，需要让那些学习儒家经典，有德性的“上智”来参与管理国家。这个主张可否成立？那就不得不说一下“郑家栋事件”，郑家栋前教授，当年也是名满江湖的儒学大师，各种头衔，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可惜峰回路转，这位“儒学大师”郑家栋利用自己能够经常出国讲学的便利，以伪造结婚证等手段，帮助自己的多位“妻子”骗取赴美签证，从中获利人民币17万元。出狱后又跟自己的导师方克立闹得不开交，当然方克立这个学阀也不见得是好东西，当年搞张岱年、李泽厚的时候的黑材料爬梳能力，基本做到竭泽而渔，犹如陈援庵灵魂附体，颇有乾嘉之风。子曰：“老而.......？”【12】这些个大儒，平时满口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儒学只是谋生进阶手段，不是用来修身养性的。郑家栋名声扫地之后，听说皈宗基督了......
如果到现在，还不明白蒋大儒的政治主张是什么样的话，那么就看看他在《政治儒学默想录》所设想的典范政体，竟是伊朗的神权政体。OK，大家狗血准备好了吗？【13】
6.贝淡宁
对了，蒋子还有一个洋跟班，就是来自加拿大，在牛津师从社群主义大宗师查尔斯·泰勒的贝淡宁。贝教授最近是混得风生水起，写了一本书《贤能政治》，把中国吹捧了一番，西方学术同行评价很低，认为他是“中国体制的崇拜者”。其实贝淡宁没什么水平，我翻了翻《贤能政治》，发现一本书里，一半是注释。贝淡宁以为自己是马克思·韦伯？说实话，这本书写的了无新意，无非是把他原有的旧观点再翻炒一下。不仅西方同行评价低，中国人这里，评价也不高，甚至连儒家内部也觉得这本书不堪卒读，新儒家重镇张祥龙的儿子，现在在耶鲁法学院任教的张泰苏忍不住评价他父亲的同僚兼同道：“攻击民主无所谓，挺精英政治也好说，但满篇事实错误以及逻辑漏洞就有点难以忍受了... 一旦以“民主政治的根基是理性个人假设”这种奇葩观点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我就是想支持一把同宗前辈都无从做起啊...”
贝淡宁这样的洋和尚之所以能在中国混得开，被山东大学拉去当了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就因为他是个白人，顶着一个“国际”头衔。讲真，山大也挺low的，看到一个白人就奇货可居。虽然山东大学背靠曲阜，其实骨子里还是洋奴的很呐。
7.姚中秋【14】
终于说到姚中秋，秋子了。姚中秋原本是在一家报纸当夜班编辑。但是，姚中秋依然有一个学术梦想，他慕名找到了冯克利教授，冯克利是中国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翻译家。在冯克利教授的牵领下，姚中秋参与了冯克利教授主持翻译的奥地利学派丛书，20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冯克利无疑是姚中秋沐猴而冠的学术生涯中第一位驯猴人。随着几本译作的出版，在中国的思想爱好者圈里，姚中秋作为哈耶克著作的翻译，形象基本定格，不过总算是窃得些许名声。
一个人的命运吶，既要靠自我的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高全喜教授创办北航高研院搞通识教育实验，也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把秋风这个学术个体户拉去沐猴而冠。姚中秋终于登堂入室，在北航这所以理工为重点的大学新生讲授一些儒家入门经典，虽然在理工科大学里教《论语》的地位不会比《红楼梦》里的丫鬟金钏更高，但是总算也是体制内的身份，含赵量大了，说起话来底气就不一样了，对国家的爱更炽热了，写起文章来就不再用笔了，而是用起了舌头，在那里像个巫师一样大喊大叫：“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到了！”这样堂而皇之的公开背书，连作为姚中秋沐猴而冠的学术生涯里的第二个驯猴人高全喜教授也有点看下去了：“近观秋风近来的表述，我觉得有点陌生了。美化时政，陈词过早。”其实高全喜教授不知道，姚中秋早就已经肝脑涂地，就差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了。【15】
有次秋风和经济学家许小年争论孟子，说急了，狗急跳墙冒出一个“中国式逻辑”：“你是儒家，还是我是儒家？”这句话隐含的前提逻辑，就是我是儒家，所以我懂儒家，你不懂。这完全是撒泼打滚的架势，难道就他读得懂《孟子》，别人都读不懂？最后，政法大学那个何兵副院长嘲讽道：“原来秋风还是自由主义的时候像个儒家，现在改宗儒家后，我看倒是像个法家。”
姚中秋因为翻译几本哈耶克的书，在微博上被一群拥趸的前拥后簇，开始飘飘然装出一幅“出入泰西，返本孔孟”的嘴脸：“我一直跟人说，自己并不是转了个身，而只是换了一下位置，也可以说，我把自己提升了一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西学，以前对西学是仰视，现在是俯视它。”
可不是，有次，别人拿《庄子》中庄子嘲讽儒家的话来挤兑姚中秋，那回复的口气真是不得了，瞧瞧他怎么说：“庄子自是智者，但与我儒门无关！”还有一次，北大著名法学家张千帆新书《为了人的尊严》一书的座谈会上，秋风俨然以儒家掌门人的口吻评价道：“我现在可以说千帆是个85%的儒家了。”好吧，人家张千帆是物理学界里的法学家；法学界里的物理学家，在美国名校拿了物理学和政府学两个博士学位。怎么也轮不得到这个以一篇《钱穆历史文化思想评述》混硕士学位的学渣来认证吧？幸好千帆师乃谦谦君子。
不过有时候难免李鬼也会遇上李逵，在一次微博的辩论中，姚中秋的拥趸吴钩为其帮腔时麻痹大意的将姚中秋说成了是中文世界的哈耶克权威。【16】而对方正好上海交大研究经济学的黄少卿副教授。黄少卿教授无不挖苦道：“我和我的同事刚好写了一篇关于民主的英文论文，可以请你翻译，你是翻译大家，质量应有保证。”姚中秋“呵呵”了一下，“我尿急”转身就走，于是瓜民都散了。
8.杜维明
当然，秋风也不会那么目中无人啦，他还很佩服那个常年靠口水混江湖的杜维明先生，这位杜先生学术成就乏善可陈，但是英语口语没得说，也就是这一点，当年哈佛为了政治正确，给了他一些学术职务，八十年代初，新加坡经济起飞的时候，李光耀想给自己装扮的像个哲人王，于是重金聘请杜维明等一干学术名流，跑去论证什么儒家价值观与亚洲现代性的课题，杜维明就此成为国际上知名的文化掮客。【17】北大冲着他的名头如获至宝，把他请去当了北大高等研究院院长。秋风说有一次开会，杜维明先生见了孟母像径直就跪下磕头了，令秋风很是动容。我就搞笑了，跪孟子也就罢了，孟母也要跪？还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域中，用一种极端虔敬的姿态赢得刮目相看？这就好比在政治上经常有人为姿势而姿势，比谁更激进，比谁更坚持原则。杜维明这位大儒还有一位响当当的夫人，就是当年写了一部《叫父亲太沉重》，在书中自称是周恩来的私生女的艾蓓女士，其实完全是意淫。为周恩来立传的康奈尔大学陈兼教授说起杜维明就直摇头：“我们的教授怎么......”真是物以类聚，都是演技派，华婊奖。
9.杜钢建
当日，我以一篇《瞧，那些新儒家》获得广泛阅读后，大同网的创始人枕戈先生加了我的微信，我心想：哟，儒家这么快打上门来了。不过枕戈先生对我很客气，并没有对我兴师问罪，只是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杜钢建和我也批进去？”我这个人虽然高傲，但涵养还不错，不置可否了一下。其实当时我心想，你俩又没什么幺蛾子言论，而且名头又不大，我笔下不斩无名之辈。后来我查了一下，杜钢建被人吹为“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一时间，我竟然呆在那里，以我的博闻，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代表人物”，后来，我想了一想，现在，网上自我炒作那么厉害，保不准，也是自己人在那里吹起来的。其实之前，鉴于杜钢建的头马枕戈先生对我的客气，我是不愿意写杜钢建的。只是就在两个多月前，我看到了杜钢建先生的奇文，以及枕戈对此的辩护。实在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再此，我也只好得罪了。
看了杜先生的几篇文章，心里就一个感想，这不是气吞山河的逗逼范嘛，真叫人哭笑不得。看看这些都是什么文章，《日耳曼长人源于上古湖湘地区》、《埃及佛教源于上古湘西文化》、《上古的民主法治中心在湖南》、《炎帝时期〈神农政典〉已体现民主法治意识》。还有若干发言片段：“湖南人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的祖先之一，秦朝时期在岳麓山修炼的韩终是朝鲜半岛的先祖。”此外，杜钢建教授根据史料记载，认为在哥伦布之前是常居湖南讲学的僧人出海最早发现美洲。
当年，甲骨四堂，吭哧吭哧在那里破译甲骨文，步履维艰，一步一个脚印解决了商朝存在问题。可如今倒是好，杜钢建用些汉晋唐出来的伪书，居然去证上古史。如果我是他历史学导师，他这种论文交上来，我会一页页撕掉，丢在他脸上，然后嘴巴里吐出一个字：“滚！”
现在研究人类起源，都是分子人类学的天下，就比如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他们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人家的作者是在《Science》、《Nature》发表文章的，是从最专业最顶尖的学术八卦炉里炼出来的，人类学研究不是打个草稿就能吹牛逼的。要知道以陈寅恪先生之天纵奇才，亦自承“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杜钢建这种全完无视最基本学术规范的恣意妄为，真叫人瞠目结舌。以杜氏之能，怎么就没考证出他祖上是韩国人的历史事实？【18】
天才总是成群结队来的，蠢材也是如此。《礼记·学记》中有句话：“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正能量界的当红小生，养鸡大户花千芳在2015年也有一篇《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猜想》，二人当真是上古史学界的哼哈二将。
10.上海新儒家【19】
再此呢，不得不提一下被称为“海上新儒家”的那波人，就是同济大学的曾亦、丁耘这票人。这几个人，一边崇拜孔子，一边崇拜毛泽东，被人戏称为“毛儒”。
先来看看复旦谢遐龄门下出来，现在在同济大学当哲学系教授的曾亦曾夫子。“曾亦好玩。他有两个房间：一间是正宗书房但不常去，墙上挂大幅毛泽东画像，他说这是湖南人的代表。”一篇人物特写中，这样描述曾亦的家居布置，当年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很可笑啊，一个儒家弟子，在家里挂一个法家圣王的头像算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属于个人的价值偏好，我们也没必要过于计较。真正的争议还是在一次学术会议的发言，这次曾亦发表赤裸裸歧视妇女的言论，连我这个反女权的直男都看不下去了：【20】
“现代《婚姻法》为此作了诸多的规定，譬如，反对家庭暴力、离婚时对妇女的保护、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以及政府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种种举措，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妻子，提升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家无二主”这种自然的道理，非常不利于家庭的稳定，消极后果极为明显......另外，还有一个生理上的依据。女子不像蜂后、蚁后，可以海量地生育，因为生理结构不允许这样。但是，男子不一样，却可以海量地播种。早期人类讲生产力，可不是物质生产力，而是人口生产力，古代社会的目标和现代不一样，是要追求人口繁衍的。那么，怎么提高生产力呢？显然，这就是让一个男子配很多女子，这是符合生理上的自然规律的。女性主义喜欢讲一个可笑的理由，说是男子多妻，凭啥女子就不能多夫？这是极浅薄的争辩......而且，就出轨而言，男女性质也不一样。男人出轨，那叫花心;而女子出轨，则叫出墙。出墙意味着什么？那可是一只脚已经跨出去了，随时就会离家出走的。花心则不同，犹如赏花一般，处处留情而绝不久留，那颗心总还是留在自己家里的。”
这段话被曝光在网上后，我戏谓之为儒门里的“瓦哈比派”。面对相关争议，曾亦对此辩解道：
“我们那本书其实是一本会议纪要，学术的论证不那么充分，加上里面有不少男尊女卑的语句，很多人直接从常识角度就受不了了。当然，网民的议论大都没有学术的根柢，也缺乏理性的思考，所以不必太在意。”
学术什么时候成为了无赖儒棍最后的遮羞布了？曾亦他一个中哲出身，搞公羊学研究的教授，以他的知识结构，有什么资格谈婚姻话题？他的观点又跟学术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曾亦是讨论公羊学，还比较冷僻，大众没有发言权。那么男女关系是大众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谁说一个搞经学研究的教授在婚姻问题上更有发言权呢？难不成公羊学里的“三世说”是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种主张根本就是在梦呓，现代女性地位的提升，从社会学的角度是基于就业的释放，学习的强制，从思想层面，那更是本体想象的革命，曾亦有本事让女性不就业，不读书，思想上向伊斯兰黑袍圣女学习，那才能成就他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梦想。任何政治哲学的学说的现实生命力都是基于对民众的说服，“海上新儒家”关于男尊女卑的主张，几乎就是属于儒家的自杀式袭击炸弹了。
这里还有一位教授，是复旦的丁耘，算是学界领袖甘阳大师的后辈，甘阳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读博士肄业，灰溜溜的回来了。二十几年前，甘阳大师也是吃着饭砸过锅的人，这次两袖清风的回来，组织上不计前嫌，给了他一个饭碗。于是，甘阳感激涕零，洗心革面，也顾不得思想上能否自洽，提出一个“通三统”，大致意思就是未来的中国要把儒家传统，毛泽东传统，邓小平传统统合在一起，这狗屁能不能通我不知道，但是丁耘却无不舔菊式的评价到：“在中国近代，真正有思想有学问的，就是像陈寅恪这样留学西方没有拿到文凭的，再比如说甘阳老师这样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丁耘嘴巴是真甜，去年汪晖去复旦讲座，丁耘是主持人，在介绍汪晖时，说汪晖是“中国的葛兰西”，把汪晖弄得眉开眼笑的“呵”个不停。
丁耘是个服膺儒家，又非常热爱我党的学者。听到甘阳大师的主张，突然化解了儒家和我党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最终他悟透一件事：“我没把毛和邓作为两个传统。在我心目中就是孔子为一统，革命与建国是毛主席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可以通。邓是属于毛的传统，所以不存在通不通的问题。”原来他这里孔子和法家圣王能够融合的。按照那些毛儒的思路，法家圣王就是现代孟子，在那“辟杨墨”，也就是指法家圣王又能反对自由主义，又得反对平等主义。他还说了：“中国现在就是出50个马克思·韦伯也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应该出个俾斯麦。”（大意）我靠，这是要跟夜王一样，召唤利维坦啊。
历史上，叔孙通起朝核定宗庙义法，公孙弘以经术缘饰吏事。元代大儒元好问恭请不通四书五经的忽必烈入继“儒教大宗师”。大儒卖起身子来，裤子脱得比站街女都快，但是总也顾忌一点姿势。可当今的政治儒家头面人物说起话来，把自己货与帝王家的勾当说的跟非诚勿扰里的名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一样理直气壮：“历史告诉我们，政府利用儒家，儒家也利用政府，一部中国政治史与一部中国儒学史，就是在这种政府和儒家利用与反利用中曲折发展的历史。”这种事能做不能说，实在直接的叫人哭笑不得。
结论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德性”，但这个显然是他对知识功效所做的规范要求，而事实上，一个人的知识与德性不能成为正负相关关系。那些大儒们，满嘴仁义道德，其实在著书立作的背后，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也是自私狭隘贪图富贵。有血有肉的背后一定是有屎有尿。
通读儒家十三经就想当婆罗门？痴心妄想。同样，去学希腊语，读希腊文的《理想国》，人的灵魂也成不了黄金圣斗士。
注释
【1】：几篇旧文为《瞧，那些个新儒家》、《儒门里的“瓦哈比派“》、《姚中秋教授精神鉴定报告》、《作为带路党的孔子世家》、《再给儒家一根棺材钉——论儒家的现代困境》。我对儒家也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对个别新儒家看不惯。
【2】：葛兆光老师是中文史学界自余英时之后又一位硕学。对葛老师，我是相当的钦佩。葛老师这几年对“中国”形成问题的思考，在复旦整理周边国家的对中国的相关文献记载，引领学术“预流”，贡献巨大。除此之外，葛老师近代学术史也非常好，《异想天开》一文即为明证。近日，如果我能梳清思路，应该会写一篇《学术史为什么那么重要——以陈寅恪为例》（题目待定），特地强调学术史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3】：前几年，美国外交文件被维基解密所泄，其中有为贺卫方，于建嵘，周孝正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指与美国大使馆交往密切。对此，抛开价值判断，退一万步讲，我认为这完全是小题大做，贺公从不掩饰对美国文明的肯定，公开表态和私下亲密言行一致，不失磊落。往大处说，那叫“从道不从国”，当年孔子作为殷人后裔，不也说了“吾从周”吗？
而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反美名宿”王小东，竟然也赫然在列，这就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了。他一个靠着贩卖民族主义起家的爱国知识分子，跑去跟美国大使馆的人大谈一些敏感话题，又私下投诚说自己支持民主体制，否定太祖爷。明着对洋人辞严色厉，暗着对洋人又奴颜婢膝，这种节操真叫人齿冷。
【4】：之前说过，我有种吹牛写文章的本事，本文就是一天早上和人吹牛而成，吹完之后，感觉意犹未尽，于是就有了本文。这种文章，也就是我这样个性桀骜不驯，不以学术体制谋生的人敢写。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都是虚张声势的说辞，一个人首先要经济独立，才能从心所欲，陈寅恪也是生计无忧，才能这样标榜。我身在江湖，既不用看人脸色，也不用担心写了这篇文章会出现生计问题，所以敢大放厥词。
【5】：早年的毛泽东对康有为持正面肯定态度：“先进的中国人”。对于毛泽东的研究，现在的党史研究过于着眼于政治史，其实，如果让我研究，我就从思想史来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对于毛的“最后的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所以金观涛老师经常说毛是儒家。而原来北大做教授，现在去了山大当学官的老儒张祥龙则说：“谁要把毛往儒家身上扯，谁就是存心恶心儒家！”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6】：关于严耕望这段说辞，我原是在微信上见过出处的，但是后来这篇文章，我再也没有找到。没有办法引用原话，但是这段话是肯定存在的。
【7】：“三代”是儒家理想的政治秩序，朱子就曾经说过：“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其间也。”
【8】：相关讨论可以参见翟志成《胡适的冯友兰情结》。过几日，本公号会刊发出来。
【9】：刘仲敬的思想生产类似于当年康有为，和康南海一样，刘仲敬横空出世后，也伴随着口诛笔伐，认为他的学术路径野路子。其实刘仲敬有着康有为的政治野心，又有着梁启超文字的感染力，早就超脱于学科建制的话语体系，他也不屑于这套体系。
【10】：现在那批儒生的论调，要么进入其他学科话语体系里做研究，要么就自说自话。蒋庆自称自己不是法学家，不是哲学家，而是儒学家。这其实是很乖巧的定位自况，可以避免了学科建制的批评，为自己留出一块话语自留地。儒生在那里自嗨的言论观点，基本上经不起社会科学或者历史学的检验。比如说曾亦关于妇女的那段观点，或者赵汀阳对国际关系“天下主义”的创制设想。
说到叫好吹嘘，现在儒家里有一个说法，叫“南蒋北陈”。“南蒋”就是蒋庆，“北陈”就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明教授。我看，那些儒家的青年学子挺喜欢抬高陈明的，一开始我还比较纳闷，陈明天资有限，思想创造力也远不如蒋庆，著作或论文实实在在就透露出两个字——平庸。青年学子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客气，后来我才意识到，陈明开创了《原道》，现在也算是三级学术期刊了，陈老这块风水宝地，手松一下，那可以养活多少学术青椒啊。就如同太极神婆闫芳的看家骗术“沾衣十八跌”，一看就知道识骗子，为什么那么多弟子愿意配合她行骗呢？其实为了维护利益共同体。
嘿嘿，我这人就是喜欢做《皇帝新衣》里直言无忌的男童。这是我令人厌恶的地方，也是我讨人喜欢的之处。
【11】：“水太凉”的典故出自钱谦益，当日南京城破，钱谦益托词以黎明百姓为重，不肯自杀殉国。后与秦淮八艳之一的宠妾柳如是相约自杀，钱谦益畏死，借口“水太凉”。
【12】：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牟宗三的弟子林安梧先生多年前就已经和方克立暗通款曲，成为了方克立的眼线，多年以来，一直帮助方克立在台湾收集大陆学人在台湾的言行记录。长久以来，出于对牟宗三先生的敬仰，我一直不愿意将牟门弟子往太坏的地方去想，现在看来，我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谁又能想到，林安梧一个牟门弟子竟然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打成一片。简直有种《星球大战》中天行者阿纳金投靠黑暗力量西斯的感觉。我们可以借助《无间道》补脑一下，方克立和林安梧在接头时的场景：“三年又三年，都快十年啦。”然后方克立拿出一块手表，林安梧疑道：“社科院现在技术这么先进啦？针孔摄像机啊？”方克立答道：“二十五号是你生日嘛，臭小子。”
【13】：王绍光在《“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中对蒋庆认为儒学可以为政治合法性认证的观点，有过严厉批评。现在这几个儒生，没出息，人家这样胖揍你们蒋盟主，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敢怼回去，被王绍光的名头都吓傻了吧。当然了，王绍光也是拣软柿子捏，怎么不去怼和蒋庆思想接近的刘小枫？
刘小枫作为中国右翼思想的代表人物，蔑视民主制，主张精英统治。而王绍光作为一个信仰民主，主张要用抽签制解决选举不公平性的极端左派，几十年如一日的批评自由主义，却不敢去碰刘小枫。而刘小枫也只批评自由主义，却不敢去批比自由主义更强调平等的左派。按说，两拨人应该是水火不容才对，居然相安无事。
这里重点说说王绍光。王绍光应该目前华人在国际政治科学界，段位最高的。毕竟英文论文引征率摆在那里，谁也不能否认。不过，在我看来，王也不过是个二流学者。有点类似于NBA里那些蓝领大前锋，不会得分，但是会抢篮板，防守兢兢业业，哪个球队都需要这种干脏活累活的人，但是这种类型的球员一辈子别想成为天皇巨星。王绍光有一流的学术能力，对于西方政治学最新的研究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但只可惜，思想只能是末流，一辈子为辩论而辩论，想要驳倒新自由主义，一个人的思想只为了敌人而活，自己没有建构，挺可悲的。比起亨廷顿、奥尔森这些政治学巨擘，王绍光只能算是二流学者。
【14】：关于姚中秋，我个人觉得押沙龙兄《新儒家、大棒和堵口球》中有精彩的刻画，不自谦的说，我在《姚中秋教授精神鉴定报告》中也有出彩的讽刺，两篇文章相得益彰。让我最近评价，押沙龙的文章是写得损，我写得则是阴。骂人的文章，最高境界就是不带脏字的戳人心窝。我认为这两篇文章都做到了，反正我是写完这篇文章之后，觉得有点过分，内心有点过意不去，但是转念一想，姚中秋对于信仰基督教的同胞遇害那副刻薄的嘴脸，我也就很快释怀了。此处，推荐大家去读押沙龙的文章，记得当时看姚中秋的微博，他那么喜欢怼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也哑口无言。
【15】：实在是不好意思，又把冯克利老师和高全喜两位我所敬重的老师牵扯进来了。我就是自己吐槽欲望太强，控制不住。
【16】：多少有点类似于《天龙八部》中，丁春秋每次和人打架事，几个弟子在边上呐喊助阵：“星宿老仙，法力无边......”
【17】：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诚，李光耀活到九十岁时，也就不在乎那种虚名了，一改当年的意气风发，欲于西方试比高的抱负，说出了新加坡模式的秘诀：“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弄得一群原来吹嘘新加坡模式的儒生在那里干眨眼，不知道怎么圆场。
【18】：目前中国舆论声音中关于韩国人不断创造历史主权的说辞，基本上都是编造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有文章做过揭示。中国人，你这样黑韩国好吗？
【19】：“海上新儒家”一词来自人大的哲学副教授张旭在《政治儒学的新方向》一文中提出。
【20】：在我看来，女权在中国属于政治后现代问题。先解决公民权利保障，再谈女权、动物权这类“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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